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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特工立何奇功大败国民党令陈诚急到吐血?

来源:强华军事网   作者:www.znfish.com/   日期:2017-07-07 20:20

核心提示: 蒋介石仍不甘心,再以十一师、九师,从中路再向广州前进。我军又于3月21日在草台冈将陈诚的王牌第十一师基本歼灭。敌‘围剿’军总指挥陈诚听到第十一师被歼的消息,急得吐血。

陈诚资料图

本文摘自:人民网,作者:路福贵,原题:“破译三杰”:毛泽东点名带走的红军英雄

回顾红军历史,我们可以震撼地发现,我党我军在红军时期竟取得了“制信息权”。夺取这个主导权的就是以中革军委二局“破译三杰”曾希圣、曹祥仁、邹毕兆为代表的中共无线电技术侦察英雄。

1935年9月10日,党中央决定率红一、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脱离川西地区先行北上,毛泽东在下决心时,即交代叶剑英:二局一定要带上。并嘱咐叶剑英叫曾希圣、曹祥仁、邹毕兆三人先走。

制造“玻璃杯”的红军英雄

邹毕兆写了一篇回忆录《玻璃杯》。他第一句话就说:“毛泽东说:‘和蒋介石打仗,我们是玻璃杯押宝,看得准,赢得了。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。’”邹毕兆回忆说:“1932年11月我调到中革军委二局时,破译蒋介石密码的工作正在大力发展中,二局从事技术工作的同志都在全神贯注地工作。破译出蒋介石的密码电报,本身就是个大动力,自然大家的情绪非常高。我也积极地投入到破译工作中去。”“我与曾(希圣)局长、曹祥仁他们一起破密码,因而得到经验和启发,进而能够独立破密码。”“自从第四次反‘围剿’以后,蒋介石用的密码,大为改进,几乎完全不用明码电报本做底本,而是另行自编密码本,我们叫它‘特别本’。自编本花样多变,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破译的困难和工作量。破译人员再不能有别的时间了,曹祥仁同志和我也就不再担任报务了,领导要我俩专门搞破译(军委二局单独设立一科——破译科。科长曹祥仁,副科长邹毕兆)。”

1933年2月,曹祥仁和邹毕兆破译蒋介石第一个特别本密码,及时配合了红军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作战。到长征前夕,电台侦察已达到了得心应手的高峰阶段。尽管条件十分困难,但能做到“敌发我收、敌通我通”的惊人水平,主控方向的抄报率经常保持在百分之百,译通率经常达到“来一个通一个”,在许多关键时刻,创造了不少“边抄边通”的奇迹。

邹毕兆在回忆录中说:“破译了敌人密电码,蒋介石军队的部署、调动、企图、装备、补给、处境乃至口令、信号,红军全部掌握了。”“1933年1月,红军由黎川向金溪北进,看准了孤立于黄狮渡的敌人,将该敌第五师十三旅消灭,活捉旅长周士达,威胁抚州。蒋介石派吴奇伟九十师由抚州进到浒湾,要向金溪北进犯,红军总司令部决心歼灭该敌。1月8日我军部队拂晓出发,但是吴奇伟几时前进的电报尚未收到。周副主席、朱总司令、各军团首长都在等待二局的情报。二局的同志更是全神贯注地紧紧抓住吴奇伟电台的通报,大概8点过后,才收到吴奇伟师出发前进的电报。我们破译科立即破译出来。有了这个电报,红军各部便分头向指定的阵地开进,经过激烈的战斗,吴奇伟的第九十师在行进途中遭红军痛击,损失惨重,狼狈败回。红军得胜后,紧接着回军进攻南丰。在红军攻城时,蒋介石调动大军分3路进攻,企图断我后路。于是我军放弃攻取南丰,而向宜黄方向迎击西路敌人,结果于2月27日、28日在东黄坡将正在集结的敌五十二师、五十九师一举消灭。蒋介石仍不甘心,再以十一师、九师,从中路再向广州前进。我军又于3月21日在草台冈将陈诚的王牌第十一师基本歼灭。敌‘围剿’军总指挥陈诚听到第十一师被歼的消息,急得吐血。蒋介石也十分痛心,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:‘此次挫失,惨凄异常,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。’就这样,蒋介石的第四次‘围剿’,于1933年二三月时,就在我根据地边缘,在其调动部署之际,被粉碎了。”

邹毕兆的这个回忆,不仅具体生动,而且何时、何地、何人、何事、何因“五大要素”齐全,言简意赅。它已经把红军痛快淋漓地粉碎敌人第四次“围剿”的过程“全息摄像”般地留给了历史,留给了后代!

邹毕兆在回忆录中说:“我们制造的大玻璃杯,把蒋介石这位委员长也扣在里面。蒋介石变成了我们日日夜夜监控着的杯中人主角。他对他自己花费心力编的密码是大有信心的。可是蒋介石到死也不知道他的密码全部为共产党破译了。真可谓,虚空者心安,不悟者无恨。”

邹毕兆在回忆录中发出“虚空者心安,不悟者无恨”的历史性感叹,是因为他明确地知道当年的历史事实。其中最为提气壮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——由于破译了密电险些捉住蒋介石!1933年,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“围剿”。邹毕兆回忆:“蒋介石遭此惨败后,亲自来到崇仁中路军指挥部视察。我们从破译的敌人电报中,确悉蒋介石定于日间取水路回去。周副主席立即派遣了截击的兵力。可惜蒋介石临时改乘汽车,侥幸地走脱了,没有捉到他。”当年如果捉到蒋介石,中国近代史恐怕就要改写了。

对我军破译了敌人的全部密电,不仅蒋介石不知道,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一直蒙在鼓里。1933年,红军在登仙桥附近一举消灭了国民党两个师,国民党名将李默庵心情低落,就给在上海的夫人用密码发了一首诗。其中两句是:登仙桥畔登仙去,多少红颜泪枯干。后来,周恩来在西安见到李默庵时说:“你的诗写得不错。”并念出了其上述两句,让李默庵目瞪口呆。

邹毕兆回忆说:“在粉碎敌人第四次‘围剿’后不久,约在1933年4月,中革军委将二局分成前、后两部分。曾希圣、曹祥仁同志仍留前方。后方二局由钱壮飞同志任局长,我被分配到后方二局(负责破译)。原后方侦察台合并到二局来。”

邹毕兆的加入,使得中革军委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局面很快打开,取得成效:“1933年5月6日,邹毕兆破译敌人密电,获悉国民党军六十三师由莲花县派出4个营和1个骑兵连,经九路冲前往茶陵县接运军用物资,立即报告中革军委。我军于5月6日进至九路冲待敌,7日歼灭了该敌。敌第六十三师龟缩于莲花县城,不敢出动。湘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令四十三旅、五十五旅掩护一个运输营,由茶陵向莲花押运军用物资。我军获悉此情报后,又于莲花县棠市设伏,5月29日歼敌一部,俘敌团长以下官兵1000余人,缴获步枪500余支、电台一部。红八军在一个月内连打两次胜仗,受到中革军委的嘉奖。”

荣获红军最高荣誉的“破译三杰”

1933年7月9日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为在革命斗争中“极有功勋”的红军官兵颁发红星奖章,红星奖章是红军时期最崇高的荣誉。社会上甚至流传着“红星奖章是免死金牌”的说法。这种说法虽然没有事实依据,但是,1933年的《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例》第16条曾经这样规定:“凡曾受苏维埃功勋奖章而犯本条令者,得酌量减轻之。”由此可见这种奖赏的崇高地位。历史资料显示,红星奖章的颁发只有3次:1933年建军节、1934年建军节和1935年7月(颁发给红四方面军领导徐向前、陈昌浩)。共计颁发166枚。一等奖章获得者仅周恩来、朱德、彭德怀等。在80多名二等、三等红星奖章受奖名单中,多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。而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革军委二局,也受到了最高奖赏。邹毕兆回忆:“1934年八一节,中央军委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红星奖章。曾希圣局长获二等红星奖章,破译科长曹祥仁同志和我(副科长)获三等红星奖章(邹毕兆奖章号码为79号)。由周副主席、朱总司令亲自到二局颁发,并在会上讲话。他们对二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,鼓励我们把情报工作做得更好,还亲自动员大家说唱、讲故事,热闹到了深夜。”党史研究专家称曾希圣、曹祥仁、邹毕兆3位红星奖章获得者是中央红军第一代密码破译专家。是中央红军当之无愧的“破译三杰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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